COP31的低迷氛圍：氣候治理的民主危機

文／羅世宏（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）

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31在土耳其安塔利亞舉行，會場氣氛卻與持續升高的全球氣溫形成強烈反差。出席的國家元首只有91位，遠低於2023年的156位。英國首相柏能（Andy Burnham）更成為唯一與會的七大工業國集團（G7）領袖。

當全球溫室氣體排放仍居高不下，1.5℃的升溫警戒線愈來愈難守住，各國政治領袖卻開始對氣候峰會失去耐性。COP31最令人不安的，除了減碳進度落後，還包括全球氣候治理正在失去政治動能。

南韓談判代表崔漢章（Choi Hanchang）形容，今年會議的首要任務是維持「生存與相關性」（survival and relevance），甚至直言，多邊主義需要尋找可以繼續運作的中間地帶。

2015年《巴黎氣候協定》簽署時，各國還在討論如何提高減碳雄心；如今，國際社會開始擔心這套制度還能不能維持下去。

美國在川普政府領導下退出《巴黎氣候協定》，尤其改變了談判的權力平衡。2023年各國曾同意推動「轉型脫離」（transition away from）化石燃料，但真正進入執行階段，阻力立即浮現。去年約80國要求再次確認化石燃料轉型的重要性，最後卻因俄羅斯、沙烏地阿拉伯等產油國反對，連最終文件是否提到化石燃料，都成為政治角力。

這正是今日氣候治理最深的危機：科學上的急迫性愈來愈清楚，政治上的共識卻愈來愈脆弱。各國政府明知暖化代價日益沉重，仍傾向優先照顧眼前的經濟利益與選舉盤算。

COP31由土耳其與澳洲共同主辦，本身就帶著諷刺意味。兩國都有擴大油氣生產的計畫，官方提出的「成功願景」也迴避直接處理化石燃料問題。

另外則是持續擴大的氣候正義落差。開發中國家每年需要數千億美元因應海平面上升、乾旱、洪水與極端高溫，實際獲得的援助卻遠遠不足。歷史碳排放最多的富裕國家，往往擁有最完整的防災能力；排放最少的貧窮國家，反而最先承受災害。

清潔能源轉型也愈來愈受到地緣政治牽動。歐洲一方面追求減碳，一方面擔心太陽能板、電池與電動車高度依賴中國大陸；中東戰爭與油氣價格震盪，又使再生能源成為國家安全政策的一環。氣候政策逐漸從「拯救地球」的道德訴求，轉向供應鏈、產業競爭與能源安全的現實計算。

這種轉變未必全然負面。能源安全與產業競爭也可能加速綠能投資，但當各國只計算自己的利益，最容易被犧牲的，就是缺乏談判籌碼的弱勢國家，以及尚未出生的下一代。

台灣是全球半導體與電子產業的重要節點。AI資料中心擴張、先進製程用電增加，使能源問題不再只是要不要減碳，更涉及台灣準備用什麼電力支撐下一波產業發展。

當全球供應鏈全面計算碳排、企業爭奪綠電時，台灣的電網、再生能源、儲能與產業政策準備好了沒有？

尤其值得警惕的是，台灣能源政策經常陷入擁核與反核、支持與反對綠能的陣營對抗。政治人物熱中於宣示立場，卻少有耐心向社會說明不同能源選項的成本、風險、供電穩定性與環境代價。當能源政策淪為選舉動員工具，長期轉型就容易被短期政治綁架。

氣候政策勢必涉及電價、土地、產業轉型與世代分配。民主政府不能只靠行政命令推進，也不能因為選舉壓力，就一再延後必須承擔的代價。

真正困難的工作，是把長期風險帶進短期政治，讓今天的選民願意為尚未擁有投票權的下一代做出決定。這需要透明的政策資訊、公平的成本分配，以及能夠容納不同意見的公共討論。

COP31的低迷提醒我們，氣候治理最大的危險，也許已不只是氣溫升高，而是政治社會對危機逐漸習以為常。當科學警告不斷升級，政治承諾卻持續縮水，氣候治理便陷入一場慢性失能。

如果民主制度只能回應下一次選舉，卻無法處理下一個世代的風險，那麼氣候危機最終考驗的，將不只是能源政策，而是民主本身有沒有能力治理未來。